前言

它就擺在桌上，可是我拿不到。我想，只要我把手伸長一點，就能拿得到，把它端到面前，我就可以吃晚餐了。不過我身體狀況已經(jīng)不太好，對我心所愿的回應，總是懶洋洋的，慢了好幾拍。

　　如今，我可再也不年輕了。當年我還是意氣風發(fā)的時候，曾經(jīng)和另一個小伙子一起在商場拼搏。在經(jīng)歷幾次不切實際的努力，有些成功、有些失敗之后，我們倆決定在自家地下室開創(chuàng)一番新事業(yè)。那時，我們住在美國密執(zhí)安州亞達城，距離大急流市只有幾英里路。結(jié)果呢，事業(yè)很成功。成功到《福布斯》及《財富》等財經(jīng)雜志，都把我們列入美國私人財富排行榜之中。

　　正如大部分功成名就的故事一樣，我這一生也屢嘗浮沉。這一切，我都會寫在這本書里面。我準備告訴各位，我們倆曾經(jīng)從事航空運輸，可是那些飛機實在太耗油了，常常把油桶吃得空空的。還有，我們?nèi)绾螖喽ǎu肥皂會比賣面包有出息。以及我們是如何籌劃，讓我們公司遍布全球的三百余萬直銷商，生活可以過得更好。同時，我也會照實說出，讓各位知道我們是怎么跟政府爭取，又如何與新聞界抗爭的。

　　如果你只是想從這本書里找到什么奇方妙法，讓自己一夜致富，那么肯定是念錯書了。事實上，如果你了解我今天的地位和財富是怎么得來的，必然讓你大吃一驚。其實，這跟桌上的那個盤子大有關系。

　　我努力伸出手，還是拿不到那個盤子。平常是沒這么嚴重的，今天的情況讓人特別沮喪，覺得又尷尬又為難。對我這樣一向活躍、積極且健康的人而言，尤其百感交集。不管是世界的哪個地方，企業(yè)家的共同特質(zhì)，就是能夠把事情搞定。而過去這么些年來，我也的確作出了貢獻，讓許多美好事物得以實現(xiàn)、完成。我們公司的成功，讓理查跟我得以把研究和制造部門，擴展為80個廠房，總面積達420萬平方英尺。我們也有能力協(xié)助家鄉(xiāng)市區(qū)重建，增設了新的旅館、博物館、運動場、水族館和幾家醫(yī)療機構(gòu)，并贊助多項文化和美術活動。我重提這些往事，不是刻意在吹噓什么，而是要讓各位理解，如今我連個盤子都拿不到，是多么讓人泄氣啊！

　　幸好！跟我同桌吃飯的好朋友，察覺到我的困難，一句話也沒說，就俯身向前，幫我把盤子推了過來。這么個小小的動作，就足以闡明我跟理查·狄維士當年共同創(chuàng)業(yè)時的深層理念：團隊合作。如果不是有許多人的幫忙和協(xié)助，我們公司也不會有今天。理查跟我也都清楚，如果我們想要成功，就需要互相幫忙。事實上，我一直很懷疑，要是當年我們兩個分道揚鑣，恐怕就不會有今天的安利公司。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體會到，想爬上頂峰，最切實的路子，就是讓其他想要成功的人，也來分享我們的機會，并且不怕付出努力。如今在80個國家和地區(qū)人們的協(xié)助下，我們已成長為年銷售70億美元的消費品公司，這真是跨國公司有史以來最棒的團隊！

　　不過這本書要談的，不只是安利的歷史而已。關于我們公司獨特的成功模式，以及從業(yè)人員因此獲得物質(zhì)回報及實現(xiàn)個人理想的報道，早就鋪天蓋地。我接下來要說的，是各位從沒聽過的故事。這一本書，要談的其實是觀念和原則，一種能讓創(chuàng)業(yè)者的苦心孤詣蓬勃發(fā)展、枝繁葉茂的觀念和原則。要是閣下看完以后，只記得那些故事和安利的歷史，那么就錯過最精彩的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曾經(jīng)做過什么，其實不重要；重要的是，你知不知道我為什么要這么做。

　　在剛開始創(chuàng)業(yè)那幾年，我花了不少時間搞這個或那個的政治活動（有些人可能以為，要當個成功的企業(yè)家，最好得多關心政治才行）。我有王公大臣、權(quán)貴領袖的朋友，但曾受制于毫無意義的法規(guī)、條文，受傷慘重，也曾為了更低的稅金和進口關稅，起而力爭。多年以來，我都一直在跟美國商會合作，有一陣還擔任過會長。所以，不必懷疑，華盛頓從圈內(nèi)看起來并不會比較好。不過，嘀嘀咕咕地發(fā)牢騷，也沒什么好處。因此，在書中我會公開某些政治信念，以及我如何運用資源，在政治競技場中支持自己信念的始末。

　　我也希望各位在看完這本書以后，認識到市場經(jīng)濟和倫理道德，絕對是可以協(xié)調(diào)并存的。不管別人怎么批評，現(xiàn)代的自由企業(yè)體系和傳統(tǒng)道德，絕非格格不入，彼此排斥，而是能夠完美地共存共榮的。對于成功大企業(yè)及其領導者近日來所獲得的不佳形象，我很關切。這些批評大都偏向左派，在意識形態(tài)作祟下，犧牲了客觀看待。

　　有些人可能只因為幾個特殊的例子，例如浪費和貪婪，就高舉反自由企業(yè)的大旗。但是，大部分成功的企業(yè)，就是靠著誠實、正直和善良等傳統(tǒng)美德，才得以茁壯成長的，而且他們所給予這個社會的，比當初所拿的還要多。事實上，正是因為人人都有權(quán)利去爭取自己的利益，才帶來整體財富增加的附屬效果。

　　對于社區(qū)福祉，光靠政府，再多的預算也無法取代廣大群眾的辛勤努力、慈悲為懷。跟當?shù)氐木用裣啾?，政府哪里摸得透民間疾苦。一個明智的慈善家所具備的感同身受和靈活度，他所能配合社區(qū)需求的能力，都不是政府機構(gòu)可以比擬的。在美國，任何政府機關，都無法像平常民間慈善活動一樣，在城市之中輕易獲得信心和支持，也無法像這些民間活動一般，帶給人們更多的激勵和鼓舞。更重要的是，慈善家布施的是自己的錢，而非只是慷他人之慨。

　　最后，我要坦誠地告訴各位，我個人跟上帝的關系，才是我所獲得的最大的資助和動力。宗教，一向是充滿爭議性的話題，這個我很了解，而且也不是每個人都像我一樣虔誠信教。

　　我在書中提到宗教信仰，并不是要對各位傳教，也不是在批評他人的信仰，只是，當我在商場上作任何決定，都深深受到宗教信仰所影響的。我就要和盤托出，完成這么一本翔實自傳，實在不能不提到我的宗教信仰。

　　不少朋友問我，寫這本書目的何在，是要講述安利的歷史，闡述個人政治理念，還是一本自傳？或者，是屬于經(jīng)世實用類型、旅行見聞錄，還是勵志叢書之類的？

　　其實，這些都是我想包羅納入的，而且我希望其中能含有更多的深意。我真正的目的，是要講一個故事。每位有幸生于自由之中、懂得努力工作、不怕失敗的人，在上帝的引導下，能謙卑地接受他人援手的人，都能創(chuàng)造出這樣的故事來。簡單一句話，這是一則關于真正成功的故事。真正的成功，不見得就會反映在物質(zhì)財富上，但時刻都能帶來幸福喜樂和內(nèi)心的平靜。

　　第一章

　　時來運轉(zhuǎn)

　　故事，要從一場破產(chǎn)說起。

　　我爺爺一家以前都住在荷蘭的哈勒姆市，他開了三家腳踏車店和一家打鐵鋪，靠日以繼夜的打拼，才勉強讓這些店支撐下去?？墒堑搅?909年，他雖然心有未甘，也只得關門大吉，不曉得這么一大家子要怎樣活下去才好。當時，我們有個姨婆已經(jīng)移民到芝加哥，當她聽到爺爺?shù)目嗑持?，立即慫恿他也搬到這塊充滿機會的地方。因此，就在隔年，我爺爺老克里斯蒂安五十歲那年，帶著奶奶伊麗莎白，和兩個兒子—詹姆斯（我爸爸）和小克里斯蒂安，舉家移民到芝加哥。在我爺爺那年代，美國提供了很多好機會，使家人能過上舒服的日子。

　　到了芝加哥以后，爺爺在工廠找到一份油漆火車車廂的工作。這種工作的環(huán)境糟透了，很快就給他帶來健康問題，再加上他的英語老是說不靈光，只好轉(zhuǎn)而務農(nóng)。我爸爸詹姆斯那時年紀還小，適應力也強，他投入正蓬勃發(fā)展的汽車工業(yè)。1921年，他自己當老板，在密執(zhí)安州荷蘭市開了一家汽車經(jīng)銷店，專門銷售格雷、雪佛蘭和英特那的車子。11年后，他和另一位荷蘭裔移民富利克瑪合伙，又增加了克萊斯勒和普利茅斯車系。事實上，一直到今天，如果你從96號州際公路北出口下去，在大急流市的平原大道上，還會看到“溫安洛／富利克瑪”汽車經(jīng)銷商的招牌呢。

　　后來，爸爸就在密執(zhí)安州荷蘭市娶了我媽媽彼得奈拉（昵稱奈麗）·范·德爾·伍德，1924年6月3日，我就在大急流市他們的公寓里（櫻桃旅社樓上）出生了（那家旅社到今天還在）。四年后，我們一家搬到大急流市東南區(qū)，靠近波士頓廣場的狄更生街。我所記得的童年，大部分都是這里的回憶。那兒好些鄰居家里都養(yǎng)一堆小孩，除了禮拜六半天、禮拜日全天以外，其余日子我下課回來，就找這些小孩玩。我們這些在卡爾文教派家庭的孩子，星期六得上教會學教義問答?？栁慕膛墒怯杉s翰·卡爾文首創(chuàng)，教規(guī)極為嚴格。星期日需要到教會參加兩次禮拜儀式，我整天都要穿著教堂的衣服，如此也就不能一時興起在神圣的星期日去玩足球，或邀伙聚眾胡打亂鬧。我們卡爾文教會的小孩，大都要去附近一所主日學校，由非常熱心的古森絲小姐教導新教信仰的基本教義。

　　我們也學會，所謂的基督徒不僅僅是上教堂和去主日學校而已，同時也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實踐《圣經(jīng)》對于誠實、慷慨、敬重他人等美德的訓示。我記得，有一回在我家附近的小巷里撿到一毛錢。當年，這可算是筆不小的數(shù)目了。因此，我告訴媽媽這件事后，她要我挨家挨戶去問，看是誰家掉了一毛錢。今天看來，為這種事大驚小怪或許有點蠢，不過在當時—20世紀30年代初期，很多人根本找不到工作，掉了一毛錢可是大事一件呢。同時我媽媽大概也認為，這剛好是讓我學會尊重他人財物的教育機會吧。最后，沒有人出面認領這一毛錢，我才被允許據(jù)為己有。

　　先父和先母都是極為虔誠的教徒，因此，我們家在為人處世上，都維持著很高的道德標準。我的父親，依循著優(yōu)良的荷蘭傳統(tǒng)，認為工作就是基督徒的職責。他以修車和賣車為業(yè)供養(yǎng)全家。我們從小就深受教誨，即使是在工作的時候，也該時刻謹記實踐基督信仰。在當時經(jīng)濟大蕭條的年代中，爸爸為了照顧好事業(yè)，常常不在家，但是他的以身作則，以及對工作所抱持的虔誠態(tài)度，鼓勵著我也把自己的信仰灌注到生命中的任何方面。

　　我日后的人格發(fā)展，相對事業(yè)所秉持的態(tài)度和觀念，都是從父親那兒得來的。爸爸有時看來像是板著臉孔，或者態(tài)度有些冷淡，但認識他的人都了解，他其實是個很有愛心的人，對家庭和社區(qū)鄰里盡心盡力。他和媽媽和樂相處，也正是我和我太太貝蒂的表率和模范。在他們一輩子的婚姻生活中，爸爸對媽媽的愛、奉獻，可謂終生不渝。媽媽在晚年時，身體機能急劇退化，精神、肉體備受苦楚，這時爸爸展現(xiàn)了真正的基督徒美德，一肩挑起照顧的責任。當然，在那個時候，我一點都不明白從父親的奉獻中，我必須學到更多才是。

　　媽媽是荷蘭弗里斯蘭人的后裔，全家有九個小孩。跟我爺爺一樣，外公也是在荷蘭破產(chǎn)了，全家人才移民到美國，希望能重新開始。外公范·德爾·伍德先生在美國蓋房子和從事室內(nèi)設計，小奈麗則跟當時所有女孩子一般，學會操持所有家務。我媽媽的手藝很棒，我最喜歡吃一道叫“波爾可”的菜，那是用包心菜和馬鈴薯混合，加上鹵肉汁煮成的。在寒風刺骨的密執(zhí)安冬夜，來上那么一碗波爾可，可真讓你暖到心坎上。

　　不過，媽媽不只是成天料理家務跟煮飯而已。她雖然沒有外出工作，但雜務卻真不少。媽媽自己有輛車，這對當時的婦女而言，可是很罕見的，因此，她可以很自由地參加有益處的戶外活動。凡是教會的活動，她幾乎都不缺席，許多社區(qū)組織她也會去，這些組織當然是以慈善活動居多。從母親那兒，我學會參與、融入社區(qū)的重要性。她真正認同“人生以服務為目的”，甚至比服侍上帝還重要。

　　橡樹谷基督學校位于菲斯克街，我們鄰近的小孩如果不進公立學校，就是讀這一所。橡樹谷基督學校是很不錯的學校，因此，很多家長在經(jīng)濟極為拮據(jù)的大蕭條時代，省吃儉用，把孩子送來這兒受教育。學校所教的，就是一般的閱讀、作文和算術，教學方法則依循當時那一套千錘百煉的傳統(tǒng)。學校里面，也會教我們怎么發(fā)誓。校長喬治·范·威瑟（海倫·狄維士①的爸爸）有時候會放電影給我們看。他坐在放映機旁，仔細盯著，要是出現(xiàn)什么不雅鏡頭，有礙風俗民情的片段，就馬上用手遮住。有一回放映美國獨立戰(zhàn)爭的電影，片中英國軍官說了句有欠文雅的話，校長一不小心讓它給播了出來，結(jié)果往后幾個月，橡樹谷基督學校里老能聽到這么一句：“快滾，媽的你們這些叛徒！”

　　1929年10月，紐約股市大崩盤，把整個美國送進大蕭條的深淵。當時我年紀還很小，根本不清楚外頭到底發(fā)生什么事。不過幾年以后，我們附近有家銀行也撐不下去，破產(chǎn)倒閉了，我存在里頭的小小積蓄也跟著遭殃。后來，當初存在里頭的錢，只能打了好幾折拿回來，一塊錢只拿回五分。這個代價不菲的無妄之災，讓我明白什么叫做銀行。

　　大蕭條時代誰都過得苦兮兮的，大家都沒有錢。因此，小朋友放學后的娛樂當然要以不花錢為原則。夏天的時候，我跟我那些小伙伴會到鄰近地區(qū)四處探險，到波斯瑪?shù)V場的煤堆玩耍，搭搭葛蘭德制磚公司的輕軌便車，甚至連工人修車、鞋匠補鞋，和養(yǎng)雞店老板殺雞，我們都看得津津有味。附近有個地道叫“銀色克里克”，我們點著蠟燭，可以在里面逛上老半天。此外，附近街道上汽車很少，穿上溜冰鞋玩曲棍球，或其他什么球類游戲都沒問題。我們還拿著粉筆，在新鋪好的柏油路上畫壘包打棒球，唯一缺點是，不可以滑壘，除非你想脫層皮。只在非常少見的情況下，我們可能有個一毛錢，就可以買盒包裝漂亮的東恩乳品廠生產(chǎn)的冰淇淋了。不過要等有錢買冰淇淋，倒不如盼望能去荷克西斯汽水鋪或金賽爾糖果店買零食，還比較有指望一點。另外，什么紅的，綠的，橘子色的冰汽水和可樂，在維恩加油站一瓶只要五分錢。秋涼季節(jié)，我們從家里出來，就在街上升堆火聚在一塊閑聊，邊烤著藥蜀葵根，邊把玉米穗絲作成香煙抽著玩。要是在外頭玩累了，或者冬天的時候，我就待在家里，組裝郭伊澤瑪五金鋪買的飛機模型。

　　鄰居有位先生是蓋房子的工人，有時候我們幾個孩子會跑去幫他做事。那時候房子的圍墻，都只是立下幾根木樁，上頭釘木板再上漆,這些差使我們也干得樂趣十足，而且從中學習到努力和認真的工作態(tài)度。夏天的時候，我跟一些小伙伴偶爾幫人修整草皮，賺點零用錢。

大蕭條時，房屋營造業(yè)長期低迷，差點把我們家也給搞垮。我外公那邊的建筑事業(yè)一敗涂地，經(jīng)濟極為窘迫。有一陣子他無路可走，只好投奔我家，這對我反倒是好事一樁。我因此有機會跟我外公相處，他對我的影響，是不可估量的。時至今日，你還能想象跟岳父母或公婆住在一起是什么樣子嗎？

　　外公是個建筑師，是個蓋房子的工人，是個木匠，當他自己的事業(yè)還在的時候，他還是個企業(yè)家呢。他跟我介紹他的工作，展露木工技巧，讓我對如何設計物件，再加以組合完成著迷不已。多年之后，正是這股由外公引燃的興趣，帶領我學習工程學，之后又加入陸軍航空隊。

　　我外公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，是他對于信仰的誠摯，以及將傳統(tǒng)宗教美德融入畢生任何方面的處世態(tài)度。以前外公還住在密執(zhí)安州荷蘭市的時候，我去找他玩，他會帶我在市中心散步，從十九街走到第九街。到了大廣場之后，外公會坐在長椅上，跟很多人一起討論神學。當然，大多都說荷蘭話。我窩在外公旁邊努力地聽，只聽出大概是在說“萬物神創(chuàng)論”的功過曲直，或者神學家阿曼紐斯犯了什么錯誤。根據(jù)阿曼紐斯的說法，上帝賦予人類充分的自由，可以選擇信服或拒絕。（我想，到了今天，這些人還聚在某個地方，討論這些神學問題吧?。┻@時外公也會發(fā)表自己的心得和看法，聽到的人都很佩服。后來外公曾跟我說，他一直很希望能到神學院進修。外公對我的啟示，是一個人必須時時反省、思索自己的信仰，而真正的信仰必定要在生活中落實，而不只是星期天上教堂而已。

　　一輩子的買賣交情

　　剛才所說的，都是關于我的性格、氣質(zhì)如何培養(yǎng)的過程。而在事業(yè)方面，則要從一輛1929年出廠的福特A型汽車說起。1939年，我進入大急流市基督教高中就讀，學校離我家很遠，因此每天都要以腳踏車騎好幾英里的路去上學。到了15歲的時候，我爸爸送我那輛1929年份的福特A型車。其實，我們家一直都只是小康而已，不過總不缺車子開，因為我爸爸就是做這一行的。這種好事，可不是每個高中生都有的。當時基督教高中只有兩個學生開車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因為有車代步，因此我在學校里人緣極佳。這個大家都想象得到吧。這款車子還配有折疊式座椅，所以還能載些人。我就利用它載同學到學校，一星期收二十五美分，買汽油（當時一加侖才十美分）兼賺零花錢。有一天，有個叫理查·狄維士的學生跟我說他想搭車，他家離我家只有幾個路口，我當然很樂意接這筆生意啦。然而，就是這筆再簡單不過的買賣，卻沒有任何人能想到會締造一輩子的交情。

　　我跟理查就是這樣逐漸熟悉，變成好朋友的。我們兩個秤不離砣，一起約女孩子出去玩，一起打籃球，有福同享，而且討論以后的理想和計劃。個性上，他比較外向、活潑，比較吵，也比我更善于打入群體之中。我則像個書呆子，氣質(zhì)上比較安靜。盡管個性上有這么些差異，我卻很喜歡跟他在一塊兒，這段交情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禮物。在很多場合，我們兩個不同的個性，卻剛好可以相互彌補，不管我們決定干什么，都能成為無敵的搭檔。1942年，我高中畢業(yè)的時候，就認定我跟理查是一輩子的朋友了。

　　我39歲生日那天，理查給我一封短箋，我珍藏至今。從這短短幾行，就可以看出我和理查幾十年來，恒久不變的忠實友誼。

　　親愛的杰：

　　生日快樂！我寫這封信只是要告訴你，你對我而言意義何等深刻。過去二十五年以來，雖然我們的想法、做法不見得都一樣，但我們的友誼之中，某種更重要的情愫貫穿其間。要怎么用簡單的方式表達出來，我不知道。也許就是所謂的“互敬互重”，或者“友愛”是更好的說法。

　　我們這幾年的經(jīng)歷，都非常美妙。我很難把它們條理分明地一一列出，但正是因為我們兩個并肩協(xié)力，才有這些年來的興奮、激動和喜樂。真的，原本只是一星期二十五分錢的便車，從那天起一直到現(xiàn)在，這趟車程竟是如此美麗。

　　謝謝，讓我有你這樣一個朋友。

　　 理查敬上

　　有人因為花錢收買朋友受到指責，但我剛好相反。那時候還有馬富·范·戴倫和約翰·范德文兩個同學一起搭我的車上下學。我們四個人就這樣成了很好的朋友，常常一道釣魚和滑雪。高中時代，我們“四人幫”就這樣同進同出，往后經(jīng)過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，各人也都成了家，有了各自的事業(yè)，但一直到現(xiàn)在都還是好朋友。

　　我年紀還小的時候，就幫我爸爸做事了，偶爾還會叫理查一道來幫忙。我16歲那年，理查14歲，有一天爸爸叫我們幫他送兩輛二手貨車到蒙大納州的邦澤曼。雖然是爸爸要求我們幫的忙，不過我們倆可是迫不及待呢！當然啦，要是今天，哪個父母會叫小孩去做這樣的工作呢？不過在40年代，美國各地還是純樸又安全。而對我們兩個小大人而言，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富刺激的冒險了，到時就能躍入寬廣無邊的大西部，憑著自己的能耐面對各種挑戰(zhàn)。我們心里都渴盼著獨立，希望自己可以不用依賴任何人，就憑著自己的雙手來解決任何問題，現(xiàn)在這個機會總算來了。這是理查跟我此生無數(shù)探險中的第一次，我們倆在這次行程中，培養(yǎng)出的合作默契和友誼，讓我們在往后的歲月里更能相知相惜。

　　一路上，我們對錢都很儉省，那時候是1940年的夏天，大蕭條風暴還在各地肆虐，因此不管要干什么，錢都得花在刀刃上才行。為了省下住旅館的花費，我們兩個在卡車后頭，鋪了稻草就呼呼大睡。風餐露宿也不打緊，我們一點都不在意，這本來就是趟“冒險”嘛！我們都是男人，當然要吃得了苦。有一天，天氣很熱，我們兩輛車的輪胎一共有三個泄了氣（我們出發(fā)的時候，這些輪胎就幾乎已經(jīng)磨得沒紋了）。勉強開到荒郊野外的一個加油站后，我們倆就用隨車帶來的工具自己補胎。補好之后，加油站那家伙說打滿氣要付五分錢。我哪有錢花在充氣上頭呢？就算是五分錢也沒有。所以我們只好再搬出充氣筒，花了大概一個小時，用雙手把輪胎打滿氣。他大概以為我們倆一定會屈服的，不過他實在是低估了我們的決心和肯干實干的精神。

　　戰(zhàn)爭時期的教訓

　　我高中畢業(yè)的時候，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已經(jīng)開始了。戲院里的新聞影片，都是戴著鋼盔的德軍開著坦克在歐洲橫沖直撞，以及美軍搭船開赴前線的畫面，收音機也成天播著最近戰(zhàn)況。美國的工廠忙著趕制戰(zhàn)車、戰(zhàn)機和槍炮彈藥，生活物資都靠配給卡購買，商店前面的戰(zhàn)爭公債廣告牌四處可見。跟我一起春季畢業(yè)的同學，很多都準備參加軍事訓練，然后到歐洲或太平洋打仗。我跑到卡爾文學院的陸軍航空預備隊碰運氣，以為這個單位也許能讓我在真正上戰(zhàn)場前，有時間先念完大學。那時候有位陸軍上尉到學校來，說我們學生只要志愿加入了預備役部隊，就可以先念完書，再去軍官學校受訓。那時候，大伙既欠知識也乏見識，就信以為真地簽下去了。結(jié)果1942年11月，我就被征召入伍當兵去了。隔年三月，我們搭火車開赴佛羅里達州彼德斯堡的訓練營區(qū)。我們搭著車一路南下，有一天吃早餐的時候，桌上的盤子突然就滑到對面去，我才知道火車出軌了。我們車廂里的弟兄都沒受什么傷，不過全嚇了一大跳。

　　到了彼德斯堡后，我們在一個可能原屬豪華鄉(xiāng)村俱樂部的高爾夫球場上搭起帳篷宿營。營區(qū)里很多設備就隨便堆在地上，管理的人不知是態(tài)度馬虎，還是不懂怎么保養(yǎng)，反正什么東西都一塌糊涂，情況很糟。露天餐廳的隔壁，就在地上挖溝權(quán)當公共廁所，連熱水都沒有。營區(qū)里連平常的醫(yī)療照顧都顯得人手不足，我猜是因為醫(yī)生大概全派到海外戰(zhàn)場去了吧。我們這些新兵每個人都打夠了疫苗，不過也沒什么用，很多人還是照樣病倒了。

　　我們那個營區(qū)，當時至少有五百多人病得很嚴重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軍方在當?shù)亟枇碎g旅館，把生病的士兵全送到那兒。我在這家臨時軍醫(yī)院，住了一個月才康復。起初，醫(yī)生以為我們是感染了麻疹。不過我知道這不是麻疹，因為麻疹不會有劇烈頭痛，但我們個個頭痛得要死。等到有幾個人不治之后，醫(yī)生又說是脊髓性腦膜炎。1943年的時候，腦膜炎還沒有特效藥，醫(yī)生試了一堆奇奇怪怪的藥品，最后用了磺胺素才開始見效。

　　那段時間，也有居民向國會議員反映，投訴營區(qū)狀況。他們搞不懂，怎么軍方把幾千個健康的士兵送來訓練營，一兩個月以后卻有一半成了病號要被送回家。我也搞不懂，那些被送回家的士兵，有些還沒康復，有些已經(jīng)殘廢了。經(jīng)過這場病之后，很多僥幸生存的士兵落個終生殘廢的下場，有些是不能走路，有些啞了，還有些因此轉(zhuǎn)為慢性疾病，一輩子受到拖累。我想，我最后完全康復，可能是因為遠在大急流市有許多人一直為我禱告的關系。

　　這一段悲慘的經(jīng)驗，讓我對大部分醫(yī)療機構(gòu)反感。一直到今天，除了當時在軍營那段時間以外，我都沒住過醫(yī)院。但是相對于傳統(tǒng)的醫(yī)療方式，是否有其他不同的辦法來治病和預防疾病，卻讓我更感興趣。當然，就當前的情況來看，過去那樣的醫(yī)療方式，也的確相當有成效。然而對于人體，對于我們的健康，還是有那么多的未知亟待研究和探查。在傳統(tǒng)醫(yī)療技術受到挑戰(zhàn)的同時，新觀念和新方法才能展現(xiàn)其效果。伊格札·塞默懷斯醫(yī)生19世紀40年代在維也納行醫(yī)時，堅持在看病之前必須以食鹽水清洗雙手，才不會把上個病人的病菌傳給下一個。當時這套新觀念誰也不當回事兒，但塞默懷斯醫(yī)生的堅持，不知有多少個病人因此而逃過一劫。今天，誰都知道要充分的消毒，但一直到塞默懷斯醫(yī)生去世，人家還是拿他的話當耳旁風。

　　完成新兵基本教練之后，我又轉(zhuǎn)赴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羅利機場接受轟炸投彈瞄準訓練，學習操作高度機密的諾登投彈瞄準器。這種轟炸瞄準器非常精準，在白天轟炸任務中帶給歐陸和日本極大的破壞力。投彈訓練之后，則是飛行見習，受訓地點在北卡羅萊納州西摩·約翰遜機場，之后再進入位于耶魯大學的空軍軍官學校。我在空軍軍官學校受訓一年，整個人生觀都改變了。學校訓練扎實而嚴格，課程排得非常緊密。盡管外頭烽火連天，戰(zhàn)場上非常欠缺軍官，但官校并不因此而偷工減料，隨便讓我們過關。這段時間我非常努力，簡直是超出自己的想象。營房里晚上9點熄燈之后，唯一有燈可以讀書的地方只剩浴室，有好幾次我就窩在浴室里徹夜苦讀，一直到清晨5點吹起床號為止。有好些時候，我總以為撐不下去了，一定會被學校刷掉。不過在持續(xù)不懈的努力下，我總算可以趕上其他弟兄，甚至贏過他們。

　　到現(xiàn)在，我還很清晰地記得有位將軍，在結(jié)業(yè)典禮上簡潔有力的訓話：

　　各位學員，現(xiàn)在你們就要投入戰(zhàn)場了。打仗的時候，輸了就是輸了，沒什么借口好說。

　　你不能說，因為無法預測天氣情況，或者彈藥補充不及時，或者空運該到卻沒到。這都不是借口！你們事先就要把這些變數(shù)都考慮在內(nèi)。而且無論如何，都要打勝仗才行。輸?shù)裟銈€人的一場仗，也許整個戰(zhàn)爭就要失敗。萬一我們打輸了，敵人就會占領我們的家鄉(xiāng)，到時候各位回來，絕無寸土可容身。記住，打敗仗，是沒有任何借口的。

　　授銜為少尉以后，我在陸軍航空隊負責訓練B-17轟炸機人員，后來又接下B-29轟炸機的訓練任務。當時，飛到日本本土執(zhí)行轟炸任務的，就是B-29轟炸機。那時候，理查也在陸軍服役，編在一個滑翔機連隊，駐防太平洋上的丁尼亞島。我們平時利用書信聯(lián)絡，僅有一兩次費心的安排，才能在美國本土碰面。

　　見面地點是在大急流市的老家。有一晚，我們帶了幾個女孩出去玩，回來之后理查把車子開進他家車庫，我們就坐在車上說話。理查說：“杰啊，戰(zhàn)爭結(jié)束之后，我們要干嗎才好？再去念書嗎？”我們倆都覺得，念書這條路已經(jīng)不是我們想走的了。我們倆越聊越得意，覺得以后應該合伙從商。憑我們的交情，合伙從來就不是問題，只需要找個目標，就可以開始去干了。那次的情況是如此，后來的幾次合作也是這樣。

　　至于溫安洛和狄維士二人組是怎么一飛沖天的，我想大家都會覺得有點驚訝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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